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政府把其所謂的“多邊主義”掛在嘴邊，四處游說、拉幫結派，企圖“以實力地位”施壓中國就范。近日，正在印度和科威特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印度大談“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在科威特會見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時也不忘強調對以多邊方式更廣泛地處理全球衛生安全問題的支持。

美國的“多邊主義”劇本善于堆砌華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開啟亞洲行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在發布會中屢屢提到，“美國致力于與我們的盟友和伙伴并肩站在一起，應對緊迫的全球挑戰”“我們與盟友和伙伴合作，不是尋求反華聯盟，而是尋求多邊合作，維護國際規則秩序”……但這些回避不了一些基本事實，大搞“小圈子”和集團政治不是真正的多邊主義，其盟友也不甘心被綁定在美國預設的戰略軌道上。

首先，美國企圖以“價值觀外交”擴容“小圈子”，但自身卻面臨一系列困境。一項由美國廣播公司（ABC）和美國民調機構益普索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在美國總統拜登執政滿半年之際，美國人對于自己國家前途的信心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暴跌近20%。有55%的受訪者對未來12個月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悲觀。新冠疫情充分暴露了美國內部貧富差距、治理無能、種族矛盾等多重問題。美國自身問題重重，卻大談利用民主制度優勢創建價值觀同盟，難以讓人信服。此外，何為民主也不能只靠美國一張嘴。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伊萬·克拉斯捷夫日前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之間邊界日益模糊，如果拜登政府以意識形態劃線，那就會面臨一個兩難選擇，或者假裝印度和土耳其等國是民主國家以便遏制中國，或者在言辭上把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努力與恢復全球民主的努力脫鉤。因此，拜登政府把意識形態對抗作為美中競爭的核心議題，必將面臨諸多內外挑戰，并加大維系聯盟體系的成本和難度。

第二，盟友并不甘心對美“一邊倒”，美國盟友體系面臨許多深層次矛盾。特朗普政府執政4 年期間，美歐在政治、安全、全球治理方面都暴露出深層次的矛盾。智庫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進行的一項新調查顯示，只有19%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是一個與他們擁有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的盟友，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失靈；日本和韓國在看待中美關系上有不同的利益和訴求，兩國之間歷史矛盾也難以消解；印度即使在軍事防務上成為了美國盟友，但表態難認同盟友“名分”，甚至仍堅稱其“戰略自主”；東盟等國家也是在對美安全需求與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之間努力尋求平衡；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更是經常被美國右翼輿論吐槽為犯罪、非法移民等，都成為諸多美內政問題的根源。可見，即使拜登努力向盟友保證要建立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的盟友關系，但這中間的問題清單依然很長。

第三，美國在處理對華關系上的“障眼法”引發其盟友不安。美國盟友希望中美能合作，共同應對如氣候變化、疫情等全球性挑戰，但是美國卻屢屢使用障眼法，對外宣稱“競爭、合作和對抗”三分法，事實上卻在國際上升級對華輿論戰，其“對抗遏制是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的意圖明顯。許多國家已經逐步認清美國的這一戰略實質，旨在從行動上與美國拉開距離。6月，七國集團峰會和北約峰會后，許多歐洲國家紛紛做出稀釋公報涉華內容的表態，強調中國不是威脅。7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訪美時強調，德國不會跟從美國采取的“抗中路線”。《華爾街日報》指出，據了解德國總理默克爾想法的官員稱，對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與中國經濟脫鉤的主張，默克爾從根本上持懷疑態度，并且她依然認為，美國和中國隨時有可能越過歐洲達成協議，歐洲和德國必須采取自己的對華政策。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近日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撰文表示，坦率地說美國不可能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獲勝，除非它向亞洲、歐洲和其他地區全面、對等地開放市場，為當前和未來的伙伴和盟友提供一個替代中國市場的選擇。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很多國家沒有追隨華盛頓對中國態度的原因。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馬凱碩指出 ，21世紀的世界是豐富而復雜的：多元文明、多極化、多邊。而美國把意識形態競爭放在首位，這是不明智的。十年內，大多數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量將超過美國。幾乎沒有國家愿意加入美國孤立中國的行動。相反，美國很可能會發現自己被孤立了。

當今世界，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浩浩蕩蕩。 中國的發展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世界，中國經濟增長為全球帶來巨大機遇。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開放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是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不僅符合雙方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若美國仍處處自持“代表盟友”，抱著“美國回來了，盟友跟我走”的心態，行“美國優先”的霸權主義之實，其拉盟結派的“美式多邊主義”注定會遭遇尷尬和失敗。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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